魏晋为何盛行单名
大凡读过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的人，都知东汉、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单名。比如，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，13帝全系单名；三国时曹魏政权从曹操、曹丕到曹奂，都是单名；蜀汉政权，刘备、刘禅单名；东吴政权，从孙权到孙皓也全是单名。至于人们熟知的三国人物，如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孙坚、孙策、周瑜、鲁肃、黄忠、马超、袁绍、袁术、吕布、姜维、司马懿、司马昭、邓艾、华佗等，无一不是单名。
另外，“建安七子” 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斡、阮璃、应场、刘桢与“竹林七贤”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阮咸、王戎、刘伶，亦全系单名。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，但甚罕见。或为隐逸，如庞德公、邓卢叙等；或为艺人，如东方安世等；或为乳名，如刘盆子、郑小同等；或单称其字，如黄承彦、荀巨伯之属。
东汉( 25-220年)、三国( 220-280年)，再加上三国归于西晋时期(265-317年)，这段共占有近300年。从姓名史考察，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。为何会如此呢?古今论者意见不一。
一般解释为，因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，“令中国不得有二名”所致。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采此一说，萧氏在其《中国人名的研究》中说:“近读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，始知单名之俗，出于王莽的倡导。原来莽辅政，便实施二名之禁，莽传有‘匈奴单于，顺制作，去二名’语，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。莽又谓其长孙王宗，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，刻铜印三颗，与其舅合谋，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，事发，宗自杀，仍遭罪遣。有‘宗本名会宗，以制作去二名，今复名会宗’。并贬官爵，改封号。这又表示去二名，是示朝廷的宠遇，恢复二名，则以示贬辱。这么一抑一扬，一褒一贬，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，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。故王莽政权十几年便下台，而去二名习惯一直维持了300年，便是魏晋以后，单名仍较二名为多。
然而，王莽政权仅只有短短的15年(8-23年)。尽管他打着“奉天命”的旗号，复古改制，并下诏对单名、复名进行褒贬。但其掌权时间短暂，不可能将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。而即使上下都贯彻执行“二名之禁” ，15年中，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，15年后，其新朝已崩溃，禁令不可能对以后的300年再发生影响。故王莽“二名之禁”并不是促使东汉、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，只能是其中一个因素。
对此，清人凌扬藻在《蠡勺编》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质疑：“王氏懋《野客丛书》曰：‘后汉人名，无两字者，或谓以王莽所禁故而。’仆观《匈奴传》，莽奏，令中国不得有二名，因使者以风单于，宜上书慕化，为一字名。或者之说，不为无据。仆谓莽窃取国柄，未几，大正天诛，汉家恢复大业，凡蠢伪之政，一切扫除，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。然后汉率多单名者，殆承袭而然，非为莽也。”
《蠡勺编〉这一观点颇有见地。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，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，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。东汉、三国、西晋近300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，究其根源，乃是种文化传承现象。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，从周、秦以来，一直以单名为主，崇尚单名已成社会潜意识。周、秦时代虽崇尚单名，但并不禁止二名，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。但由于数千年习俗使然，取单名之俗代代也由而传承下来。所以，西汉以降的300余年间盛行单名，只不过是继承前朝取名传统，并非全然如萧遥天所谓“单名之俗，出于王莽的倡导”，而应该说，王莽颁布的“令中国不得有二名”，只是起了种“雪上加霜”、“火上浇油”的作用，即使得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，又得到进-步的强化。
同样，《公羊传》所谓‘二名非礼也”、“《春秋》讥二名”的说法，尽管证据不足，但由于该书在汉代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(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)，所以，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。
综上所述，由于周、秦、西汉年间，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，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，并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再加上王葬“二名之禁”与《公羊传)“二名非礼”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，这才造成东汉以后300余年间盛行单名的风气。
那么，为何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？应该说主因是为了便于避讳。避讳起于西周时期，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，须用其它方法回避之。周代初只避死人之名，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云：“周人以讳事神，名，终将讳之。”因只避死人之名，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，故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、物名的混乱，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。但进入秦汉、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。为巩固、强化皇权，帝王一即位，就必须避讳。如秦始皇名政，便改“正月”为“端月”，或读作“征月”；汉高祖名邦，改“邦”为“国”；东汉光武帝名秀，以“茂”代“秀”改“秀才”为“茂才”；汉安帝之父名庆，改“庆”为“贺”，于是姓庆的都改为姓贺。
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，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，汉宣帝元康二年(公元前64年)曾诏曰:“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，朕甚怜之。其更讳询，诸触讳在令前者，赦之。”( 《汉书·宣帝纪》)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，使讳制更趋复杂。
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，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：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，由此造成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书名、年号等的种种混乱；甚至追改古书，如将《春秋》改为《阳秋》，《庄子》改为《严子》。为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，减少讳字，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: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(单名所讳之字比复名要少一半)。比如，从西汉至东晋(前206—420年) 626年间，54个帝王中，仅有3人是复名，单名约占94%。东汉何休在《春秋公羊解诂》中指出：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，“其为难讳也，-字为名，令难言而易讳”。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。东昊景帝孙休为4子取名、字，所选8个字世人少用，以使人难犯易避。西汉至东晋54帝中，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。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专门用语，如天子、皇帝、皇上、上、今上、皇、帝、陛下、圣人、圣上、明主等，其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，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，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。
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，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，使其名“难言而易讳”，既减少了讳字，又便利于避讳，可谓“鱼与熊掌兼得”。“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”( 孟子语)，这样一来，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，为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，又便于避讳(避家讳)，也纷纷采用单名。于是，单名大倡，《后汉书〉、《三国志》所见人名，几乎全是单名。直到西晋“八王之乱”后，中国进入大分裂、大动荡时期，五胡乱华，少数民族纷入中原，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。避讳既无定制，宽严随意而异，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，于是，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。
